本文节选发表在《中国金融》2021（12）

如果说信息是一切人类行为（包括社会经济）分析的基础，数据则是这一基础的主要展现形式。在人类进入数字时代，信息展现更加充分，更加多变，分析经济的工具也理所当然该有所调整。如果说数据分析进项（inputs）的准确性对于结论的正确性至关重要，那么随着科技的发展，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的应用，数据进项在经济生活分析中将越来越准确，越来越具有时效，越来越可以减少对事实描述的不确定性，可以想象，基于此数据而做出的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将提升。

对于一国或地区经济的分析，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常用统计量。如果说GDP的产生和发展是时代的需要，那么在数字经济时代，GDP的方法同样应该与时俱进。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和我国统计局的定义，GDP是在特定时间里一国经济活动最全面的度量，是在一国或地区生产的最终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而基于此的GDP增速则是在全球通用的一国整体经济状态的指标。^[1] GDP虽然是一个统计指标，但其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影响来看，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指标的作用。如今，一国宏观经济的分析一定不可缺对GDP的分析，各国的财富水平，发展速度对比也是基于GDP的对比。但在另一方面，对GDP的批评也不时出现。为系统地展现GDP这一概念，本文首先对GDP的历史做一简短回顾，然后对GDP在传统经济下面临的一些争论进行了讨论。文章最后分析了在数字经济下，GDP可能存在的缺点。

1.        GDP产生简史

GDP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循序渐进的结果。被后人尊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也是统计学创始人之一的威廉·配第爵士（Sir William Petty 1623-1687）最早通过统计数据对国家财富、货币供应、政府投资进行了分析，开创了政治经济学的先河，也为在近300年后发展起来的国民经济账户分析体系埋下了思想的种子。1758年，另一位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弗朗斯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发表了被认为是首次对国民经济生产、流通、互联过程分析的名著《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魁奈开创性的工作对后续国民经济账户体系以及国际收入比较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之后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从各个角度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试图来度量国民经济。然而，受限于认知，特别是数据、技术普及程度、社会发展阶段（包括政府的功能）的制约，政府还尚未充分理解到国民收入、国民产值数据对于分析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到来以及之后二战的爆发才使得美国、英国政府意识到利用片面及不完全的数据是无法制定出有效的针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此时，约翰·梅·凯恩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所主张的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增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来对抗经济衰退、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受到政府的重视。但做到这一步，政府需要对国民收入和国民产值有全面理解。如何入手？当时全球两大经济体英、美之间的智力竞争在无形中展开。

在英国，政府于1930年1月设立了一个专职机构，经济咨询委员会（Economic Advisory Council），开始招聘经济学家就政府经济政策提供咨询。凯恩斯就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凯恩斯当时注意到一位聪明的年轻人，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 1905-1989），并在1931年安排克拉克到剑桥大学教授统计学，同时作为自己的助手。克拉克于1932年出版了《国民收入1924-1932》，且得到凯恩斯极大的赞许（Maddison，2004）。1937年，克拉克出版了更为全面的研究结果《国民收入与支出》提出了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概念。克拉克不但著作丰富而且对其学生，理查德·斯通爵士（Sir Richard Stone 1913-1991）有着直接且巨大的影响。斯通在1935年大学毕业后在英国政府部门从事经济统计工作，开始开发国民账户体系，后来也成为凯恩斯的助手。英国政府在1941年首次公布英国国民账户的编制。斯通开创性地通过复式记账法对国民经济的支出与收入进行了分析，并于1984年因为其在开发国民账户体系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被称为国民经济统计之父。

在同一时期，美国联邦商务部找到了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 (Simon Smith Kuznets 1901-1985)。1937年，库兹涅茨向国会展示了国民经济账户的原型。相比斯通动荡的一生，^[2]库兹涅茨在学术研究上更为专注。他在国民收入分析上硕果累累，并最终将GNP的度量标准化，被誉为GNP之父。库兹涅茨于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库兹涅茨的学生，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 1915-2009）以及萨缪尔森的学生，2018年诺贝尔奖得主的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 1941-）都认为GDP和国民收入账户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Landefeld, 2000）。

从GDP产生的历史来看，它是基于人类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需要。二战尚未结束，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经开始思考战后国际经济合作的问题。而在当时，资金是国际经济合作中的重要问题。当时参与国普遍认为经济合作既需要短期资金来服务于国际贸易往来，也需要不同职能的长期资金服务于国际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由此，美国拟定草案，开始推动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被支援国度短期流动资金）与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IBRD，为现在的世界银行的一部分）。1944年7月1日， 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镇召开了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并宣布设立上述两大金融机构。这两个机构的设立对所有会员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美国在两大机构中的控制权，实际上不但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而且放大了其经济政策在战后国际的影响力。1948年，美国开始对欧洲实施经济援助及重建的马歇尔计划，美国坚持使用GDP作为经济活动的度量指标。IMF与世界银行也使用GDP作为度量经济和做出经济援助的主要工具。自此，GDP逐步从美国、欧洲走向其他国家。

GDP的度量同时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开始增加对计算机所带来的生产活动的估计；在90年代，BEA纳入了对高科技产品的估计（Landefeld, 2000），等。

2.       对GDP的争论

虽然GDP被广泛使用，但实际上自GDP这一概念被提出以来，经济学家之间就对其使用范围一直存在不同意见。针对GDP被广泛作为度量一国国力的指标，不同的意见体现但不限于在以下几个方面：

1.      GDP度量的是狭义的经济活动，未能考虑非市场化的行为，如家庭主妇的家务劳动没有被纳入GDP考量。但如果该家庭雇佣了保姆，或该主妇为其他家庭有偿提供家务劳动，则这些行为会被纳入GDP考量。英国国家统计局估算2014年英国非市场化经济活动规模可以达到其GDP的55% (ONS, 2016)。但反对将非市场化行为纳入GDP考虑的经济学家认为，非市场化行为并没有直接产生可支配收入，或增加国家税收。

2.      GDP没有考虑经济活动所带来的负外部性效应，如，对近海野生鱼的规模化围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GDP甚至将对环境的破坏当成有益的经济活动，因为围捕提升了当期GDP；而后期对之前过度围捕行为的修正又再次增加了GDP。一个典型的案例是1989年美孚石油公司的油轮在阿拉斯加泄漏造成有史以来的最大环境破坏，但后期的清理工使得美国GDP增加了20亿美元。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上也提到，资本主义生产就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和股东的利益，但同时制造了负面的外部因素，比如气候问题。

3.      GDP缺乏对经济发展在短期与长期方面的统筹考量。GDP计算的仅仅是当期经济总量。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实际上谈论的就是经济发展在短期与长期之间的统筹。

4.      GDP既没有考虑收入在社会中的分配，也没有体现社会经济的健康程度。GDP总量的增加不等于收入在社会中的公平分配，也不等价于生活质量的提升。尤其是当生产与金融相结合，当过度金融化后，财富的创造与创新与实体经济不再相关，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现象。不论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中的混乱都体现了社会不平等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现象，对未来社会经济活动和GDP都会产生极大的冲击，也就是说社会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

5.      对于环保人士来说，GDP鼓励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却没有考虑到自然资源存在本身的价值。如，伐林带来了GDP的增加，但是茂密的森林所带来的好处却没有被考虑在GDP之中。

6.      当GDP只计算了消费所带来的价值，但没有考虑为了获得消费所花费的时间和努力。

7.      GDP包含了新发明、新技术、新产品的销售，但没有考虑所带来的额外价值，比如新药延长了人的寿命、增加了生活质量。

8.      GDP包含了折旧，即由于损耗了为生产活动所准备的固定资产（即便该资产被闲置）而所提取的价值。但是折旧本身并没有提升居民消费。

9.      临界值效应。该理论认为当GDP超过一定数值后，所带来的收益将低于所支付的成本，导致实际效应减少。比如，增加的财富到一定临界值后所带来的贫富差距的加剧等（Max-Neef, 1995）。临界值效应经济学家关心这样一个简单问题，GDP真的是越大越好吗？

10.  GDP是指境内生产活动，包含外国机构在本国境内的生产活动，而这些活动产生的财富实际上并没有被本国居民所拥有和控制。

从这些角度来看，GDP的作用显然是有限的，它无法度量一国或地区的生活质量也不是居民幸福指数的体现。以GDP为唯一经济发展目标也似乎并不妥当。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甚至认为人均GDP这一指标还不如收入中值可以更好地体现国家的经济发展。

同时，一些重要的指标依赖于GDP，比如，债务/GDP比率。由于债务数据受到各方政府机构监管，因此相对准确；而GDP因为部分上述原因可能不够准确，因此所计算的债务/GDP比率存在误差，难以反映一国或地区真实债务水平，并对基于此的货币及财政政策制定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3.       数字经济下的GDP

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电子技术为商业和产品形态带来交互新模式。越来越多的生产、社会活动接纳了互联互通。比如，原来消费者需要委托旅行机构订购飞机票，现在可直接免费网上订购；原来贸易通关的纸质报关资料现在可以网上办理；原来需要自购自行车，现在可以使用共享单车。这些现象，即所谓的社会经济活动的数字化，改变着社会并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并积极布局数字化转型。

但到目前，什么是数字化经济并没有统一定义。从狭义上来说，数字化经济是依赖线上平台的经济活动，如电商、共享平台、P2P；从广义上来说，数字化经济是所有利用了互联网及相应的信息通讯技术的经济活动（OECD，2013）。此外，还有众多的其他层面的定义。Oostrom等（2016）与谷歌、荷兰国家统计局合作对荷兰150多万的企业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定义所得到的结果区别巨大。狭义数字化经济仅占荷兰7.7%的经济规模，而依照广义定义该比例则达到87%。因此，对数字经济规模的统计受到定义的制约。目前我国各地政府都公布有数字经济在当地的占比，但由于定义标准不一致，这些数字之间的可比性存疑。对数字经济下GDP度量的不确定性，存在以下几点：

1.      部分问题是与GDP在上述第二部分传统经济中相似。比如，新技术带来了生活质量的提升，但没有被纳入GDP。

2.      无偿服务替代了有偿服务，导致GDP减少。比如，传统的长途电话服务需要支付电话费用，这创造了GDP的进项；但用户用微信直接电话的行为则没有产生GDP，尽管后者体验感更好、效率更高。不但如此，随着数字技术的渗透，其对GDP度量的影响力还将越来越大。截至2019年底，全球互联网网民数才达到41亿人，普及率仅达54%，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普及率还不足50%。在数字技术日益发展的趋势中，一些产业还因此面临衰退，如出租车行业、零售行业，等。

3.      一些在交易中的有价元素，如消费者信息，可以被认为是服务提供商（如，腾讯）提供“免费”服务时所获取的对价。这些元素因为还缺乏有效的度量手段，也没有被纳入GDP之中。Brynjolffson等（2017）发现美国互联网用户为了换取电子产品服务，如搜索引擎、电子地图、社交媒体等，愿意每年支付的中位数高达2.56万美元。如果这些假定消费额被纳入GDP，那么美国GDP会因此增加30%。同时，社会中还存在非营利目的的个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向社会提供免费的平台、软件、或者内容，丰富了消费额者的选择。但这些个人并没有收集用户信息。数据是否应该被定义为资产，以及其估值方式也没有明确结论。

4.      由于数字技术在不同领域的应用程度不同，使得GDP的不同组成部分面临上述的影响也不同。这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因为CPI对各消费领域采用不同的权重。

5.      吴昌龙、郭杰群（2021）指出数字化技术下无形资产的流动便利性使得跨国境生产越来越成为可能。在传统贸易下，生产与消费者尽可能靠近以增加反应速度、降低运输成本；但在数字化技术下，生产与消费可以进行分离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利用。由于GDP有边界，因此，企业利用数字技术而取得的利益最大化对GDP的产生有明显影响。

6.      数字化技术也使得跨国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商业、税务等需要更为便利地将无形资产在不同国家间进行转移以达到避税目的，由此也导致GDP的误差. Tørsløv等（2018）估算了跨国公司每年将约40%的利润转移到低税制国家。早在2013年，美国国会就发现苹果公司通过协议将无形资产（软件、品牌等）授权给爱尔兰子公司，从而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从美国转移到抵税的爱尔兰。而由此，爱尔兰2015年GDP增长竟然高达26.3%。[3]Bruner等（2018）估计如果避免类似利润转移，美国2014年GDP会比官方公布数字提升1.5百分点。 跨国公司普遍采用类似的行为甚至引起了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注意，但如何规范至今没有有效方法。

7.      随着平台、生态的建设，越来越多的交易跳过了中介机构，供应链变短降低了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比如，Uber，Airbnb的存在。在产品质量没有降低、客户体验更好的同时，单位产品和服务实际支付更少。如果消费数量不改变，GDP总值将更低。

8.      共享经济的发展也给GDP统计带来困难。比如，顺风车个人车主的收入如何统计？

以上仅仅是数字技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带来的部分直观变化，但已经对GDP的度量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对经济发展的低估可能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决策也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在GDP被错误地用来显示经济增长缓慢时，央行可能更加偏好低利率政策，而由此的人为低利率可能造成金融市场的不稳定。

4.       总结 

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与数字技术从最初对信息与使用者连接方式的影响，迅速扩大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不论是支付方式，还是贸易结构都因此发生了重要变化。但是经济学家至今对数字技术及其在国民生产中所起到的作用、度量还没有一致的结论。本文通过对GDP来源及其在传统经济、数字经济中所存在争论的讨论展示了GDP并非一国国力的最佳指标，且其本身还存在统计误差，尤其是是在数字经济中。

GDP的统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度量数字经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具有挑战性。在新常态下如何定义数字经济并对其进行有效度量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会产生不同效果。在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下大数据的运用又给监管部门带来来数据收集的便利，似乎更有利于对社会生产活动的统计。根据已有的研究，当前GDP的统计可能严重低估了数字经济的作用，因此为了科学掌握数字经济下GDP的度量，监管部门应该尽快拿出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Bruner, J., Rassier, D. G., Ruhl. K. J., Multinational Profit Shifting and Measures throughout Economic Accounts,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Income and Wealth, 2018.

Brynjolfsson, E., Eggers, F., Gannamaneni A., Using Massive Online Choice Experiments to Measure Changes in Wellbeing, Presented at the 5th IMF Statistical Forum, 2017.

Landefeld, J. S., GDP: One of the Great Inventions of the 20^th Century.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January 2000.

Maddison，A., Macromeasurement Before and After Colin Clark,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March 2004.

Max-Neef, M., Economic Growth and Quality of Life: a Threshold Hypothesis. Ecological Economics, 15(2), 1995.

OECD, Measuring the Internet Economy: A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Agenda, OECD Digital Economy Papers, No. 226, OECD Publishing, 2013.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Compendium: Household satellite accounts: 2005 to 2014, 2016.

Oostrom, L., Walker, A., Staats, B., Laar, M. S., Azurduy, S. O., Rooijakkers, B., Measuring the Internet Economy in The Netherlands: A Big Data Analysis, CBS Discussion paper，2016.

Tørsløv, T., Wier, L. S., Zucman. G., The Missing Profits of N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24701, 2018.

吴昌龙、郭杰群，数字化时代下贸易企业供应链竞争力的构建，供应链管理，forthcoming,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