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发表在《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4月刊，与韩和元研究员合作

尚在持续的新冠肺炎引起市场的焦虑。2020年作为我国“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以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面临严重挑战。如何应对疫情后经济发展，是经济工作者需思考的重要课题。本文在简要地分析了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环境，及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影响之后，提出了十五字应对建议。

一、与非典期不一样的环境

无论是2003年的非典，抑或是2019的新冠肺炎，都属于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它的爆发一方面导致民间消费骤降，另一方面也对工业制造业造成显著冲击，最终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相比2003年，2020年的中国面临的环境有许多不同。具体表现在；

1、                      外交环境不同。2003年，我国刚加入世贸组织不久，中美关系良好，且以英美军队为主的联合部队于2003年3月对伊拉克发动了军事行动，美国的主要精力被牵制在中东地区。而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已经持续了近两年。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虽在很多议题上政见不合，但在对华问题上保持一致的严厉态度；

2、                      所处的人口周期不同。2003年，中国经济还处于人口红利大周期。但随着人口快速的老龄化，今天的中国事实上已经步入了人口赤字周期的前夜；

3、                      经济结构不同。我国现有的服务业和消费占国家经济的比重较之前已经大幅上升。2018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高达76.2%；其中，服务消费占民间消费的比例高达50%，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30%以上依靠民间服务消费。而在疫情影响下，首当其冲的就是第三产业。同时，由于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较强，疫情对就业的影响也较大。在投资方面，受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影响，同时负债增加，投资信心在下降。在这种背景之下，疫情可能会延续投资信心不足的现象；

4、                      国际产业转移阶段不同。2003年，作为欧美消费国最为主要供给方的东南亚诸国，包括亚洲四小龙，尚未完全从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恢复。而当时的中国随着入世的契机，并凭借人力成本、土地成本的巨大优势，吸引了大量国际产业的转入。当前国内土地成本、人力成本高涨，加之人口红利的消失，新一轮国际产业转出趋势随着贸易战的爆发也开始显现；

5、                      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周期不同。2003年前，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其后，我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经济社会发展的硬件环境持续改善。但是，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也带来了经济增长对投资拉动、信贷增加和货币扩张的过度依赖，甚至带来了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和粗放发展的问题。显然，我国当前的传统基础设施（所谓铁公基）方面的可投空间明显不如2003年。但即便是不断炒作的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基建规模也较有限；

6、                      房地产周期不同。2003年由房改带来的房地产业爆发式增长刚刚开始。在非典结束不久的2003年8月房地产业被正式列为支柱产业。近20年来我国房价的快速增长，在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弊端已经显现。与房价持续上涨伴生的是企业用地/租金成本的持续上涨。有关数据显示，早于2014年，深圳的企业，其用地和租金成本已经占到其总成本的30%。如果说，这仅仅只是因为房价而形成的直接成本，那么因房价所形成的间接成本也迅速提升。此外，高房价还间接地带动了人力资源成本的提升。随着全球化生产要素成本差异越来越小，国家间在争夺企业、争夺国际产业时，成本的竞争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而高房价带来的高地租成本，已然成为削弱我国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近年来，中央一再强调“房住不炒”的根本原因。

简单来说，对比内外经济环境，国内经济结构，投资周期等因素，2003年的中国经济，其上行的动能很强，为疫情结束后，短时间内实现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而当前，中国经济的下行动能更强。除此之外，家庭、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也有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货币政策上的腾挪空间，比2003年更加有限。

二、疫情对世界及中国经济产生影响

新冠肺炎的扩散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将远大于2003年的非典疫情。2019年中国占全球GDP的比例从非典时期的4.3%，大幅提升到15.8%；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也从2003年的4.3%，上升到11.7%；出国旅游的中国人从2003年的2000万人增加到去年的1.6亿人次。2019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7%。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市场和服务消费大国，对全球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个人消费方面，据携程数据显示，仅2019年春节长假期间，我国便有约700万人次选择了出境游，到达全球97个国家和地区、1372个城市。如按人均消费 1万美元计，单2019年的春节假期，我国就为全球其它国家，贡献了大约 100多亿美元的消费额。此外，安永会计事务所于2018年的一份研究显示，德国车企的销量中近40%来自中国市场。中国是德国汽车公司最重要的市场。这对美国车企也是如此。2019年，通用汽车在中国的汽车销量超过了美国市场。麦肯锡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消费了5000多亿元人民币的奢侈品，占全球奢侈品市场的近三分之一。

在工业需求方面，2018年我国原油消耗量达6.51亿吨，其中4.62亿吨来自进口，稳居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与此同时，我国还在该年消耗了18亿吨的铁矿石，其中约10.4亿吨来自进口。澳大利亚对外出口的9.2亿吨铁矿石中，80%出口到中国。而作为世界上最大铜出口国的智利，根据智利国家铜业委员会的数据，中国进口占该国铜出口量的40%左右。

在全球供应链方面，美国零售行业领导者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在美国超过41％的服装、72％的鞋类和84％的旅行用品来自中国。不但终端市场如此，事实上工业制造的许多中间环节也同样离不开中国。比如，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从2018年开始，在美国成为越南最大出口市场的同时，中国也成为越南的最大进口市场。事实上，中国早已在智能手机、计算机和汽车零部件等领域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制造着从墨西哥到越南的工厂中所需的某些原材料和零部件。

此外，需警惕的是，目前疫情已不再局限于中国境内。随着疫情的扩散，受影响的国家及地区也越来越多，世界主要经济体也将不可避免的受到疫情直接冲击。如此，又会反向传导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毕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链条是紧密不可分的。

由于我国完善的工业制造体系和此前极具竞争优势的生产要素成本，特别是，各国统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思潮下[2]，所形成的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全球供应链的认知，世界贸易在过去20年大幅上升，中国对外贸易也不断提高。但在疫情之后，如果各国改变认知，缩短创造剩余价值的链条，重组自身的供应链结构以降低对其他经济体的依赖度，这将意味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可能会被打断。具体到中国，则表现为国际产业将加速转移。

三．政府可能的应对对策

当然，疫情对国内及世界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疫情受控所需时间的长短。如果新冠肺炎可以在短期内受控，那么我国经济将很快在内在动力的牵引下回到原来的轨道（政府极有可能实施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也会加速经济复原），之前被压抑的消费和投资会快速反弹。如此，疫情对市场需求和生产所造成的影响将仅限于短期，不会影响到一国根本的增长潜力。当然，这样的结论是基于疫情受控迅速，且全球供应链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 

如果延续我国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在短期经济冲击下的应对策略，笔者预计在延期举行的今年两会上，中央将重点强调保就业、稳增长、促发展。中央将实行比去年更为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扩大基建投资、大幅增加政府支出等财政政策手段；和继续推行利率降低，并向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的方式，来刺激消费，总需求。笔者不排除在今年的财政预算中，财政赤字率甚至超3%的可能性（2019年为2.8%）。在货币政策方面，相对于降准，央行今年降息的可能性也更大。同时不排除继续下调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逆回购利率等政策利率，带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调，进而降低贷款实际利率。

但这种单一、过度依赖双扩张式的应对方式可能弊大于利。[3]我国政学商界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一种“宽松的货币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创造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财富”的观点。这种观点伴生的建议过份关注短期经济发展目标，而忽略国家长期战略目标，忽略制度改革。过份依赖“双扩张”老路，虽可能解一时之痛，但无助于解决经济体内部结构性矛盾，也无法有效抵御外部的持续性冲突。

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疫情后经济回复的根本之法

笔者认为，应对疫情对经济冲击的根本举措，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聚焦于紧货币、降成本、顺周期、宽管制、松财政的“十五字”方针。具体来说：

1.    “紧货币”，就是按照现代货币主义的经济主张，实行“单一规则”，将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锚定在与潜在的经济发展速度大体一致的水平上，反对政府的“相机调控决策”。这一是在于控通胀。受疫情影响，不仅消费受到影响，生产和投资也受到了严重波及。工人无法复工、工厂无法复产；在这种形势下，不是商品过剩而是商品供给不足。反观消费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居民的消费意愿并没有走低。如果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很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如果经济不能及时恢复，还可能引起滞涨；并可能再次导致金融脱实向虚。凯恩斯认为具有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是随利率变动而相应变化的需求；它与利率成负相关关系，利率下降，则投机动机货币需求增加。在微观经济层面上，这促使了非金融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减少生产性投资。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紧货币”事实上就是在积极稳妥地坚持“去杠杆”。需要强调地是，这里所说的紧货币是坚持将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与潜在的经济发展速度保持在一致的水平，而不是忽略市场需要而盲目降低货币供应；

2.    “降成本”，就目前而言，全球化生产要素成本差异越来越小，成本竞争发挥重要影响。成本管理已不仅仅只是企业内部管理的一个手段，事实上它已经远远超出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的负担，成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抓手，是攸关国家竞争力的问题。如何有效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也就成了一个亟需解决的大问题。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强调了减轻税收负担是增长经济的最好办法，而将收入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是妨碍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最主要的非生产性消费就是赋税和地租）。因此，要增加国民财富，扩大资本积累就必须有效地降低赋税和地租。政府可以通过降低税负、地租成本、社保成本、融资成本、交易成本等入手，支持实体经济，促进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3.    “顺周期”，政府需降低逆经济周期干预的频次，通过顺周期的“衰退”来激活创造性毁灭机制，实现大创新，并以此来提升技术的进步。这种“衰退”其本质就是通过市场化手段，进行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其本质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任务中的“去产能”；

4.    “宽管制”，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经济管制较多。事实上，早于2016年5月9日，李克强总理在“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转职能提效能”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就明确指出：“简政、减税、创新等都是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为此，必须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进一步优化服务，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总理在会议中就曾指出：“企业普遍欢迎政府通过减税降费等措施来帮助降低成本，但更希望政府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5.    “松财政”即扩大财政支出力度。由于疫情是对经济的一次性的外部冲击，而不是系统性的经济结构改变，因此，对于遇到现金流问题的企业，急需“输血”。目前的减少企业支出或降低其成本的减税举措并不能增加企业的现金流，难以达到“救命”的目的。政府应该通过退税、直接补贴和加大转移支付等财政定向帮扶，支持企业尽快获得部分现金流避免企业因为现金流断裂而陷入经营困难，防止企业集中倒闭、失业潮及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因此，应对疫情对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冲击，政府有必要增加一定的财政支出，这与扩大基建投资的财政政策是非常不同的路径。

五、总结

总之，就这场疫情而言，对中国最大的危机在于可能造成的逆全球化意识的深化。在最近两年的时间里，国际产业体系，事实上，已经先后两轮受到中国因素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及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的冲击使得国际社会意识到，过度依赖中国（包括市场和供应链），风险可能过大。在这样背景下，是否可能出现更多的国家开始逐步回退，以此来规避因为价值链端分散而造成的供应链链停摆的风险？

而至于中国应对经济的最大危机，则在于我们在前面所述的过份依赖双扩张式的方法，过份关注短期经济目标而忽略国家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忽略制度改革。我国政学商界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片面地通过宽松的货币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创造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财富，如果再次被采纳，将令人担忧。所以，在疫情过后的中国，不独要思考保就业、稳增长，更要尽早思考如何应对上述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