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发表在《供应链管理》2021年第4期。与吴昌龙合作。

 

1. 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7年，23个国家基于美国提交的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经过多重谈判，签订了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议），力图通过减免关税、补贴等贸易壁垒，促进战后国际间商品流通，提升经济复苏。GATT的签署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1995年，由123个国家签署的WTO（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GATT，但70多年来，全球贸易规则的基本思路没有根本改变。全球各国实物商品出口总额在2019年达到近19万亿美元（图1）。 

图1. 1948-2019全球商品贸易出口总量（单位:万亿美元）

来源：WTO

全球贸易包括商品贸易以及服务贸易，但实物形式的商品贸易与关税计算最为直接，相对来说更容易跟踪，也是各国贸易政策的聚焦点和争议点。比如，从2017年10月中旬到2019年5月中旬的全球各国间贸易战中，对进口商品所施加贸易限制总额就高达9278亿美元（WTO, 2019）[1]。

但在另一方面，贸易总量的增长悄然地掩饰了贸易结构的变化。自2008年以来，截至2019年，商品贸易的年化增长率实际上仅为1.4%。这远低于服务贸易的同期年化增长率（3.9%）。同时，实物商品出口量占比全球GDP自2007年以来已经下滑了2.5个百分点，而服务贸易占比在同时期不降反加0.8个百分点。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 2019）[2]甚至认为当前全球服务贸易统计数据低估了真实交易数额达4.3万亿美元。 Heuser与Mattoo（2017）[3]认为当前全球服务贸易的统计存在误差，一些活动，如，实物商品中的研发、市场推广费用，跨国集团的不同国家分公司之间的无形资产流动，免费跨国的电子服务，等未被包含进来。 

商品贸易增长率在近10多年来的持续放缓、在全球总产出中占比的下滑，以及服务贸易占比的提升，尤其是电信、IT服务、金融服务、知识密集型服务占比的持续快速增长体现了全球贸易结构已发生了根本变化。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全球贸易结构性的变化不是短期调整，是与近年来各国民粹主义抬头、贸易保护政策实施、以及数字化技术的快速迭代相链接。

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可以直接赋能商品贸易以及服务贸易，使得原本的一些商品贸易转换为服务贸易（如，软件销售），或使得商品贸易更加便利（如，跨境电商） (Lopez-Gonzalez，Jouanjean, 2017) [4]。 麦肯锡预计到2030年，汽车制造商的30%收入将来自服务（MGI, 2019）。当更多的企业开始拥抱数字化技术时，市场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和不可预测。出口贸易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数字化技术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我国企业意味着什么，应该采用何种举措进行利用？本文第二部分就全球贸易环境展开简单论述；第三部分阐述此轮贸易结构变化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数字化转型，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和企业应该采用的举措；第四部分通过案例讨论企业在变革中的机会；第五部分总结。

2. 全球贸易环境的变化及数字化转型 

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经济总量与产业结构都非常重要。在美国，2018年其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占比高达80.6%（1980年为65.2%），我国为52.2%（1978年为23.9%）。各主要发达国家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速。根据麦肯锡（MGI, 2019）[2]，2017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附加值已经超过了商品贸易。根据世贸组织估算，到2040 年，全球服务贸易份额可能由现有的约20%提高至30%。虽然世贸组织对服务贸易的统计标准与麦肯锡不同，但数据仍然显示了全球服务贸易持续增长的趋势。特别是，平台经济、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改变了商业模式，大幅度降低了贸易端到端的触达成本，提升了服务业的可贸易性。 

我国在建国之后，一直在完善产业链体系的建设，并在改革开放后凭借资源要素的比较优势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分工之中。数据显示，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在2020年达到32.2万亿人民币，是1978年的355亿人民币的近千倍。但是，当前中国的贸易优势主要体现在商品贸易领域，服务贸易相对较弱（根据中国商务部，2018年服务贸易仅占我国外贸总额14.7%；2019年，出口服务贸易1.96万亿人民币，服务贸易逆差1.5万亿） 。根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中国在全球电子通讯技术（ICT）出口总值中仅占6%（Meltzer， 2020）[5]。在专利授权费方面，美国在2015年收入为1240亿美元，中国约为10亿美元（BCG，2018）[6]。在商品贸易中，中国企业在产业价值链底端参与全球分工的方式仍然明显，体现为定价权较弱、附加值较低的加工贸易 占出口贸易比重在2018年仍然维持在32%。以苹果手机生产为例 ，中国是其最大代工厂，苹果手机在中国组装后运往美国。此贸易过程产生中国对美巨额出口贸易，但中国实际所获得支付占苹果手机总成本比例在2017年仅为3.56%；此占比与亚洲发展银行在2010年时的计算（3.6%） 非常接近。所有苹果手机背后所印制的“由在加州的苹果设计、在中国组装”也说明了现实状况。

自本世纪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虽然推进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全球经济恢复乏力。发达经济体实际经济增速低位窄幅震荡。全球经济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一直高于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图2）。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并在全球开始实施一系列贸易政策，全球贸易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2020新冠疫情爆发对全球贸易在需求与供给两侧造成进一步重创，对商品贸易的冲击尤为明显。根据世贸组织在2020年第三季度的数据，除了医疗、计算机、集成电路等相关产业，其它贸易产品种类都受到了巨大影响，其中汽车工业收到冲击最大，下滑比例超过50%。但在同时，疫情也催生了更多的服务贸易机会。一些疫情之前不够重视的贸易服务，在疫情之间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如线上教育、线上医疗、跨境线上零售业务等。

 图2. 全球宏观环境不确定性指数 

来源：World Uncertainty Index

1989年英国科学家发明了万维网。截至2019年底，全球互联网网民数已经达到41.3亿人，普及率达53.6%，其中发达国家为86.6%，发展中国家为47.0%。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近10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日益成熟，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新的支付方式、商业形态不断涌现。全球贸易也开启了数字化进程。如果说，发生在19世纪、20世纪的两次技术革命使得全球贸易的成本分别在运输成本以及沟通成本上有颠覆性改变和下降，那么数字技术革命所触发的数字经济的变革进一步改变了贸易模式以及降低了端到端的触达成本（图3）。据统计世贸组织2018年数据，数字技术使得全球贸易成本在2016年比1996年低16%。同时，数字技术的渗透以及全球贸易成本的降低又给全世界中小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增长空间。

图3. 技术革命对全球贸易成本的拆分

来源： Baldwin，R.（2019）[7]

在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对全球贸易开启了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渗透之时，跨境的贸易生态中传统的中间商（或者代理商）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贸易主体也正从大型的跨国贸易集团之间的贸易（B2B模式）转向更加微小的个体商户之间的贸易（C2C模式）。强势的传统贸易渠道商的影响力不断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微小个体，以及一个支撑这种贸易形式的强大平台。根据世贸组织估算，中小企业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到2030年底将达到57%。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跨国商贸集团参与展销会并集中采购的场景越来越少。根据已有114年历史的全球协会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数据 ，全球性的商业展览、贸易会议等活动在近十年处于缓慢下跌趋势（图4）。

图4. 各年中，全球性贸易展览和峰会的次数

来源：UIA

在数字贸易的时代，更可能的贸易场景是，如，来自美国肯塔基州的餐馆老板，在刷社交媒体时，被Instgram网红博主推荐的一套新潮的餐具吸引，而后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进行全球寻源采购，并最终向位于中国义乌小商品市场商贩下订单的方式，来完成这次跨境的贸易。在这整个贸易过程中，中间商已经被最大程度弱化（甚至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强大社交媒体将品牌信息对终端客户的精准触达，一个强大的电子商务平台在全球范围进行了商品的寻源采购，以及一个强大跨境支付和跨境物流服务平台，支撑完成了整个跨境贸易过程中的相关流程（图5）。

图5. 传统贸易（左）与跨境平台贸易（右）模式的对比

当传统贸易模式中高昂的贸易成本掣肘被取消，更多中小企业参与全球贸易的动力便被充分释放。现在，利用一部手机，数百万小企业便可以借助一些跨国平台软件接入到全球市场进行业务扩张，其中也包括借助数字工具将其技能与特点变现的个人。比如，YouTube 上一些网红所拥有的订阅者完全超过主流媒体，如CNN、BBC等，的订阅人数。

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催化之下，电商取代传统实体零售商的趋势得到加速。例如，2020年美国线下百货商店销售同比下降14% ；包括诸如沃尔玛（Walmart），塔吉特(Target)等传统的线下卖场也开始将购物场景进行线上化转移。海外线上购物的势头在疫情催化下的井喷式增长也带动了中国跨境电商企业的增长。仅在2020年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就新增注册2356家，为2019年全年增量的70%。在可以预见的后疫情时代，数字技术可能会成为全球贸易最主要的增长引擎。

贸易活动的数字化应用使得各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以及在价值链中的分布发生改变。在传统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全球的产业链在研发、设计、加工、营销、售后的各类活动是通过贸易互相连接。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程度地降低了各个环节的贸易成本，造成原有的比较优势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Mayer 2018）[8]；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无形资产，如研发、设计等，在商业活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放大（Haskel与Westlake, 2018）[9]。对于长期处于产业链微笑曲线底部的企业，它们获得了利用结构性变化的机会向附加价值更高的方向进行转型和升级。比如，通过收集分析用户大数据（这尤其是对经营在具有巨大消费市场的企业而言），它们可以从传统的针对同质化群体的规模化生产、装配活动向吸纳异质化、定制化用户信息而进行的生产模式的跨越。同时，包括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也会催生出新型的服务和产品形态，并融入全球价值链中。显然，诸如印度、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由于具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在应用层级的创新中具备一定的后发优势。

3、企业在数字化变革中供应链的构建

1992年台湾宏基集团创始人施振荣在制定集团策略方向时提出微笑曲线理论（图6中虚线）。自此之后，该理论不断被实践所证实（World Bank, 2017[10]; Ye et al., 2015[11]）。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主要从事制造组装工作处于微笑曲线最低端；发达国家控制了高端生产以及无形的研发与品牌等高附加值工作而处于微笑曲线两端。从发展中国家来看，这些原本处于微笑曲线最低端的国家担心产业进一步空心化（图6中粗实线），表现在附加值高的环节越来越被发达国家所控制；而发达国家担心实业流失（图6中细实线），表现在大量生产制造业务流失到发展中国家促进这些国家的逐步技术升级，给自己未来经济发展带来制约。

然而数字化技术带来了转变的机遇。图6底部展示了可以被发达与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相应数字化技术。比如，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工业自动化来降低劳动成本；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理解市场，提升定制化产品设计、生产、物流、管理能力，涵盖传统商业所无瑕顾及的特定和长尾需求。

图6. 价值链中微笑曲线在数字技术应用后的变化

来源：Mayer 2018，作者

传统微笑曲线的变化体现了企业竞争力的变迁。面对全球贸易的形态、方式、结构变化和不确定性，企业需要积极利用数字化机会，争取在价值链上的上升。数字化转型可以使得所有经济体内的企业在价值链中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重点也将落在了如何更加高效地整合供应链条满足客户需求。具体而言，企业需从多个角度着手打造供应链竞争力。

一、利用数字技术，靠近需求

在数字贸易时代，个体被充分激活，消费欲望增加，需求更加多样化。在工业时代贸易体系下被大型贸易集团所忽略的长尾消费需求，会成为数字贸易时代利润增长的蓝海。

因为数字技术大幅降低了全球贸易的触达成本，企业对于供应链上下游的物理距离不再敏感。而如何在需求端的个性化与定制化上进行创新，则是企业面临的更关键的议题。作为应对，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渠道搜集并且挖掘终端市场的需求数据，找到差异化竞争的市场机会。例如，可以通过大数据、AI 技术精准分析海外市场、描绘用户画像，并结合用户行为信息，在跨境平台上针对性地将开发的产品投放给消费者，充分利用社交网络的传播属性和各类分享模式所引发的裂变属性，实现产品的精准营销和有效跨境销售。

当然，在获取到C端用户的数据（包括用户画像、消费行为习惯等）之后，企业必须以此为依托做出迅速反应。而反应的速度、反应的精确度，将是企业制胜的关键。在响应速度方面，中国企业可以利用我国已经充分融入全球制造业中的工贸体系进行快速生产。在响应精度上，企业需要在运营同时，对包括市场数据、销售数据、财务数据等进行动态反应，以迭代自身产品的开发、生产。

二、梳理业务核心流程，提升供应链管理能力

相比于传统贸易中的工贸一体企业，数字贸易时代的企业在跨境供应链管理能力上的要求将会更高。因为传统工贸一体企业大多还停留在基于订单生产的模式中；处于此模式中的企业需要响应的需求仅仅停留在其下游客户的反馈，而供给也凭借自身工厂的能力来完成。由于企业不需要考虑客户的客户，以及供应商的供应商的相关需求和服务，所以这种供需的链条非常短，供应链不会成为企业的核心关注。

然而，作为依托数字技术直接响应最终端需求的企业，其需求直达最终客户，其供给部分也可能是通过一系列的合作伙伴分工协作完成，其流程管理的维度已经涵盖了整个过程中的选品采购、分销、派送、售后等相关服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企业不需要完成供应链上的所有操作，但其价值在整个供应链条上的传导和企业的效益最终相关。所以跨境贸易的企业具备一个标准的供应链流程，供应链管理的要求也更高（图7）。

图7. SCOR供应链运作参考模型

企业在具体的操作层级，可以1）参考自生销售的产品/服务的供应链特性，充分评估核心业务上下游的业务关系；2）参考SCOR模型的方法梳理出相关业务的核心流程；3）基于核心流程，构建一套绩效指标体系(图8)；4）关注运营过程中的绩效指标，并持续重复以上环节，进行改善。

图8. 制造业企业的核心考核指标示意图

三、设立风险分析框架，构建有韧性的供应链

如图2显示的全球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加大，所谓的黑天鹅与灰犀牛突发事件在频率上变得愈加常态，在范围上愈加广泛，使得企业时时处于危机环境之中（图9）。快速响应需求成为企业运营的重要考量，这意味着企业迫切需要构建灵活的、韧性的供应链以响应变化。 

图9. 企业风险归类

来源：Dr. Debra Elkins, GM

韧性的供应链有两个特征：对外界冲击力有一定抵抗力，且能够快速反弹复原。事实上，市场的波动常有，一般企业或经济体都具有一定的韧性。但对于黑天鹅和灰犀牛，其冲击力大、冲击速快，有时还冲击面广；因此超出了一般企业和经济体的承受力。

要建设韧性的供应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依赖的不是单一或多个举措，而是一体化、系统化的思维和解决方案。在具体的操作层级上，企业需要基于企业的核心战略，以及企业的核心供应链流程，考虑在各个节点可能存在的风险，诱导风险的原因，以及潜在后果 (图10)，并不断结合实际的环境以及经营状况进行评估、总结、改善。其重点在于：首先，是对企业自身的充分认知，了解自身结构，运营的关键点、弱点。第二，评估各关键节点在冲击下的应对措施，并根据各节点的联系构建一套系统的应对机制。第三，定义应急事件场景，进行模拟应对。当前，数字孪生技术应用越来越广，完全可以从技术上来模拟潜在的冲击，并进行沙盘演习。第四，针对沙盘演习结果，找出供应链中出现的问题，补充应对机制。第五，理解解决方案的局限性，进行周期性重估。 

图10.风险分析框架

在整个过程中，应对机制重点不是针对什么样的风险来源，而是针对企业的关键节点在面对冲击下的的应对（第二步）。定义应急事件或风险场景（第三步）是为了补充、丰富第二步的应对措施。比如，企业更应该将应对措施放在如何解决关键生产、经营步骤的中断，而不是罗列所有可能造成经营中断的自然风险、人为风险、操作风险等来源。这其中原因是，潜在风险来源涉及面广泛，没有企业有足够的人才能够理解所有风险来源和产生的可能性；但是企业可以理解风险所带来的对生产的影响；二是不同的风险来源可能造成的影响对某些节点是一致的或类似的。比如，不管是地震还是供应商事件发生都可能造成某些零部件发生短缺。过于关注穷尽风险来源，而不是关注影响则可能事半功倍。当然，从风险来源的场景着手更容易理解风险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对各节点的关联性。

4. 企业案例

一、安克创新

安克创新（Anker）成立于2011年，以生产移动电源、蓝牙外设等智能数码周边电子产品起家。企业创始人观察到中国贴牌生产在价值链分工中所处的低端位置。例如、一块充电装置在美国的售价接近70美金，而在中国的生产成本仅约7美金左右。Anker选择了与传统贸易模式下的中国工贸类制造企业不同的商业模式 - “自主研发设计+外协生产”，将公司业务聚焦在产品研发、供应链管理、品牌运营、终端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图11）。具体来说，Anker跨过跨境贸易中的所有中间渠道，直接从搜集和分析海外的用户需求入手，找到暂未被满足的用户需求，如有一定品质但是价格却不是特别高的移动电源，然后依托专业研发团队，设计差异化产品，并通过合作外协厂商来完成生产，最后到跨境电商平台中就自有品牌产品进行售卖。

图11. Anker的业务模式与微笑曲线

 

在这种模式下, 由于Anker建立了研发质量管控、供应商质量管控、及售后服务管控等体系，保障了产品质量，把握住了微笑曲线两端的核心价值，同时通过自身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将外协的生产、采购、仓储物流、境内外线上与线下销售等业务环节进行了衔接，从而获得了更高的品牌溢价。根据Anker的招股书显示，2017~2019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39亿元、52亿元、6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31%。即使在2020年的上半年，当全球都遭遇到疫情冲击之时，Anker依然实现收入35亿元，同比增长25%。在营收增长的同时，Anker产品毛利率在2019年达到50%；高于苹果公司硬件产品的毛利率（约为30%）。此外，Anker具有科技感的设计也在全球最大传播集团WPP与Google联合发布的“BrandZ中国全球化品牌50强”上连续四年上榜并位居前列。

二、SheIn

SheIn是创建于2009年的一家专注女性快时尚的电商卖家。到2019年，其业务已经覆盖230多个国家，成为全球最流行的电子时尚网站之一，尤其对于95后而言。2020年SheIn完成了E轮超150亿美元的融资。在2020年随着新冠疫情爆发后，当ZARA的营业收入折损过半、关店1200余家之时，SheIn的销售却接近1000亿。

SheIn爆发式的增长源自于其创始人不同于传统代工贸易出口的商业模式，采纳了全新的数字贸易的营销、设计、生产、派送、服务的方法。在创立之初，SheIn跳过了跨境贸易的中间渠道完成了对终端客户的精准定位，在营销端主要通过Facebook, Instagram，Twitter等海外社交媒体，在海外直接对年轻消费者进行品牌的推广。比如SheIn在Facebook上有近2200万粉丝（图12），这一数字比许多海外本土品牌还要高。根据OC&C咨询公司，在时尚服饰购买中，55%的95后最注重的是价格，并愿意在速度上进行妥协。 SheIn的客单价约在10美元左右，约是ZARA的一半。 

图12. Facebook的电商粉丝数变化

来源： OneSight

在对需求的快速反应上，SheIn没有采用ZARA通过对时装秀观察以判断时尚的趋势和产品的设计与生产。SheIn通过对终端用户消费数据的搜集来分析与预测时尚可能演变的趋势。这种以消费数据为依托的预测方式使得SheIn响应客户多样性需求的能力大幅提升。比如，SheIn的10多美元的衣服，每天就可以推出1000款。这个能力，是英国超快时尚品牌ASOS, Boohoo, Misguided一周的水平。仅在2019年，Shein就上新 15 万款，平均每月12500余款，且这个频率在2020疫情的催化下增长迅速。

在产品的生产方面，SheIn充分利用中国服装产业链充裕的供给能力，通过在纺织服装企业集群附近设立全球研发和运营总部，以确保最快的速度完成对全球订单的响应。快时尚的开山鼻祖ZARA，依托在西班牙附近的供应商，可以在14天内完成生产，并且在30-60天的时间内完成从订单到全球门店的交付。而对于完全依赖网上销售的SheIn，依托于中国供应商，其供应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快于ZARA。在这种情况下，SheIn可以在7天之内响应需求，并完成生产，达到约30天从订单到交付的时间。

在供应商管理上，不同于传统的代工类贸易企业追逐单笔交易的利润，SheIn在与供应商利润分配上采取了更加合作和共享的模式。比如为了说服供应商进行小批量生产，SheIn给予供应商极短的帐期；不但如此，SheIn还常主动补贴资金以帮助供应商分担一部分打样的成本。而正是因为这种合作和共享模式，激励了供应商愿意承接SheIn的小批量单件。此实践，相比于供应商给到同类企业500件起订的开单条件，增强了SheIn的市场竞争力。同时，SheIn还积极推动开放供应商加盟制度，鼓励具有自主设计能力、可提供每月不少于30款新品，且能及时发货和保证品质的供应商加盟，并激励客户在关系圈内进行产品分享。这些举措使得SheIn的“小单快反”策略更加敏捷。

SheIn借助成熟产业供给，结合营销端的数字化，实现了高频而大量的商品供应，降低了生产成本。通过用户购买数据实现回传分析，达到日益准确的用户洞察。SheIn押中爆款的概率接近50%，远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在时尚类产品的供应链管理中，更准确地预测爆品的需求，意味着更少的库存积压。凭借营销端依托于大数据的趋势预测，SheIn在运营和供应链管理中也获得了巨大的竞争优势。借助客户到生产（C2M）模式下的柔性供应链，SheIn所有产品设计、开发都更加精准有序。如果说崛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 ZARA ，是通过个人电脑改造生产环节，用快时尚颠覆了时尚产业的规矩。而SheIn则靠数字技术、信息技术进一步变革了快时尚行业，构建了数字贸易世界中的快时尚。

5、总结

当前全球贸易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贸易冲突、以及数字化转型三股力量叠加下，全球贸易在需求、供给、以及形式上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这既给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却也孕育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面临变革，数字技术起到重要作用，但其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尚未完全被理解，且被低估。数字技术的利用带给全球贸易新的增长机会。而数字化的变革，使得传统贸易链条收缩，但与此同时却通过改变形式给更多个体通过平台链接到全球贸易创造了机遇。

对于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掌握更多因数字化而所激发出来的长尾个体需求，并借助中国成熟供应链体系和生产能力响应多元化需求、赋能整个商业运营。企业在这个过程可抓住营销、品牌、研发等核心价值点，通过高效的、有韧性的供应链管理能力贯穿整个业务流程，完成向高附加值的迁升。

参考文献：

[1]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orld Trade Statistical Review，May 2019.  

[2]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 McKinsey, January 2019.

[3] Heuser C., and A. Mattoo, Services Trade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PS8126, 2017.

[4] Lopez-Gonzalez, J. and M. Jouanjean, Digital Trade: 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OECD Trade Policy Papers, No. 205, OECD Publishing, Paris，2017.

[5] Meltzer, J.P., China’s Digital Services Trade and Data Governance: How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Respond? Brookings Institution, October 2020.

[6] Boston Consulting Group，China’s Next Leap in Manufacturing, 2018

[7] Baldwin, R., The Globotics Upheaval: Globalization, Robotics, and the Future of W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8] Mayer, J., Digital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Friends or Foes? UNCTAD Research Paper No. 25, 2018.

[9] Haskel, J., and S. Westlake，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 The Rise of the Intangible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and Oxford.

[10] World Bank，IDE-JETRO，OECD，UIBE，WTO，Measuring and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GVC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World Bank, 2017.

[11] Ye, M., Meng, Bo, and Wei, S., Measuring Smile Cruv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Working Paper,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