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在《金融市场研究》2021年2月刊。与韩和元合作。

通货膨胀概念的前世今生

自本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通货膨胀一词一直面临较大争议。一个重要原因是官方的通货膨胀数字与居民的日常感受有较大差异。通货膨胀到底是什么，对其如何进行度量，度量方式是否需要修改，如果是需要，又该如何修改？

通货膨胀本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但不幸的是，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在今生与前世并不一致。通货膨胀起源于对货币发行状态的描述[2]（Hall 1855，Miller 1927，Bryan 1997），而在今天则是价格状态的同义词。由于对通货膨胀这一专有名词理解的背离，导致当前对通货膨胀的解决方案产生根本影响。简单来说，如果通货膨胀被理解为法定货币的发行状态，那么通货膨胀的解决方案只需改变法定货币的发行总量。当通货膨胀严重时，降低货币发行量。但如果通货膨胀被理解为消费品价格状态，那么通货膨胀现象则有多种解决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法定货币发行量、行政限价手段，等。

同时，由于对通货膨胀概念的理解不同，其度量方式也产生相应转变。显然，前一概念（即关乎于货币发行状态）的度量手段更加简单明了，后一概念（即关乎于价格状态）则较为复杂、充满争议、并在实际工作中一直处于变化。比如，美国劳工部就多次修改过消费价格指数的编制，而改变通货膨胀率。[3]

由于政府统计部门关于通货膨胀的计算与普通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感受发生偏差，由此引发了不少讨论，包括经济学家对此的思考（Blinder 1980, Shirakawa 2014）。但对通货膨胀概念的混淆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影响是对货币政策制定的钳制和由此引起的不确定性（Emmons 2019）。譬如，2007年以来政府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货币增发严重，不少经济学家和居民都认为通货膨胀会严重，但按照消费价格的计算来看，通货膨胀却持续低迷（Koo 2011）。周小川（2020）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背景下，主要发达国家都处于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状态。低通胀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挑战也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包括菲利普斯曲线是否继续适用、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是否改变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通货膨胀目标制。”

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动摇，实际上表明当前通货膨胀这一概念和度量的无效性。周小川（2020）提到，“传统货币经济学教科书和中央银行政策实践的理念是，如果货币供应量过多，会通过传导机制反映到物价上，价格上升形成通货膨胀，反过来又要求调整货币政策。”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是因，价格变化是果且滞后；度量通货膨胀的目的，是为了货币政策施更有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在这里，币值的稳定，可以理解为人民币购买力的稳定，或者延伸为物价的稳定。美国美联储网站对其有效货币政策，直接描述为维持稳定的价格，并以此支持长期经济增长和就业最大化。但是，现在各国中央银行不是直接通过法定货币的发行来计算通货膨胀，而是观察滞后的、且动因复杂的居民消费价格变化来计算通货膨胀，然后再来调整货币政策。在这个过程中，不但因果关系混淆，而且复杂了通货膨胀的计算，因此降低了通货膨胀这一指标的有效性。

当前通货膨胀的定义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定义[4]，“通货膨胀率可以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GDP平减指数反映”；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5]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是对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综合汇总计算的结果。通过该指数可以观察和分析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费支出的影响程度。”

由此可见，通货膨胀的计算是针对（或者局限于）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和服务项目，[6]而不是更为广泛的价格，如资产价格。在我国，虽然商品房价在十多年来增幅明显，但是由于商品房买卖被认为属于投资行为，而不属于居民消费，因此商品房资产价格的上升没有被纳入我国居民消费指数。[7]同样，美国劳工统计局在CPI的计算中，也没有将房屋买卖价格的变化（或资产价格的变化）纳入考量。因此，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定义来看，不包括投资资产，如商品房价格变化是符合指数定义的；但是，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不考虑一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居民最重要的资产的价格变化又是不合理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还是要设计一个具有明确目的和准确定义的统计量。

也有学者认为通货膨胀要从消费价格扩展到生活成本这一广义概念来考虑。周小川（2020）指出，广义通货膨胀包含两个方面，即特定收入所能购买的商品；和获得特定收入所需劳动时间及劳动强度。通货膨胀定义的延伸进一步复杂了通货膨胀的概念。但是，广义通货膨胀的概念展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如果不同时间居民生活构成发生了变化，或者所需特定劳动强度发生了变化，那通货膨胀又应该如何计算？这一问题更不易解决。

 人类社会的进步伴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从农业主导的社会到工业主导，再到服务业主导，知识产业主导，每个过程都伴随着人类生活结构、需求的重大变化。可以理解，当社会发生显著变化时，不管是传统的通货膨胀还是广义的通货膨胀，在组成成分上都应该做相应调整，否则，则不具有时间序列上的可比性。比如，原来居民需要为一首喜欢的歌曲购买整张唱片，花费较高；现在仅需要从网上下载那首特定的歌曲即可。因此，拘泥于陈旧的社会经济构成来计算当前的通货膨胀会加大理论与实践感受的偏差。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周小川（2020）提出了社会经济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科技的影响、服务业的占比（尤其是教育、养老、医疗）、资源（土地）短缺的影响。

社会经济结构最大的变化是人口总数与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商品供给和需求（比如，医疗）都有显著影响，也因此影响通货膨胀的计算。这包括：

1.      人口总数。当前世界人口已达78亿，且仍在加速上升。地球人口从10亿（1804年）到20亿（1930年）用时126年；到30亿耗时30年；到40亿用了14年；到50亿仅13年；到60亿缩短为12年；到2011年时，已经用不到12年的时间又增加了10亿人口（United Nations 2019）。

2.      人口年龄结构。当前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图1显示，在2019年，世界人口中65及以上占比已经超过了0-4岁的婴幼儿并依旧在快速上升。

3.      人口城乡结构。当前全球城市人口已达44亿（占比56.4%），超过1975年全球人口总数。作为对比，1960年城市人口占比为34%。

科技发展的速度加速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应用不但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而且带来商业模式改变，并由此可能带来消费者消费行为的改变。从微观的角度而言，具体表现在：1、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在日益竞争的市场中，能够迅速地得到运用，降低产品成本；2、技术促进了产品更新换代速度，促使技术含量低或型号落后的产品不断降价。这在电子产品上表现的尤其明显；3、一些原有的消费行为比重降低，甚至不再存在。从宏观的角度而言，由于技术水平的进步，经济活动过程中投入产出比得到提高，即便在劳动和资本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力也得到提升，并对经济结构产生剧烈冲击。早在2015年第四季度，美国商业用车服务中，Uber就已经超越了传统汽车租赁公司，占据了交易的43％的份额。[8]Uber平均成本比传统汽车租赁预订费用要低得多。因此，消费者在使用同样服务时，实际支出比传统支出减少显著。截至2020，Uber的份额已经提升到72%。

同时，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使得生活消费物质的供应量越来越充分，生产应急反应速度越来越高效，导致物价上涨的持续的抢购、囤货现象越来越不常见。以农产品为例，OECD/FAO（2019）报告指出，由于技术创新，虽然全球农业用地没有增加，但是农产品产量和生产强度都得到提升，使得供给的增长快于需求的增长，限制了农产品价格快速上升。在突发事件下，例如，此次新冠疫情来临之时，N95口罩极度缺乏。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国会听证会，[9]美国一般每年平均消耗5000万个N95口罩。在2020第二季度疫情爆发高峰时期，N95口罩需求激增到1.4亿个。但随后美国加大口罩生产线，到2020年10月份，美国产量已经提高到每年4.5亿个。口罩价格也随即恢复正常。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包括货币政策制定者在内的众多经济学者就一直认为通货膨胀会随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而很快发生。但不幸或万幸的是，12年过去了，通货膨胀并没有如他们所愿而至，虽然他们还在一如既往地认为通货膨胀就要来到。在这其中，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起到重要作用。

总结

通过对通货膨胀概念起源的回顾，当前对CPI度量的疑惑实际上是混淆了因与果的关系。CPI的定义确定了投资资产无需被包含在通货膨胀度量内。但资产价格上涨幅度在近年来高于消费价格上涨幅度的现象又值得关注。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不在于CPI是否应该包含资产的价格，而是在于先要确定度量一个经济现象的目的，然后从本源入手。如果经济学家关注货币发行量，并认为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货币发行量过度，那么，为什么不回到通货膨胀的本源来进行度量呢？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lton Friedman曾描述到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总是货币现象（Friedman 1963）。换一句话来说，Friedman这个被广泛认可的结论强调了中央银行的过度发行货币必将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这似乎告诉我们通货膨胀的最好度量仍然是统计货币发行量。但是，如果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居民总体生活水平成本的变化，那么设计相应的统计量（包括资产价格）似乎更加合适。如果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居民消费价格的变化，那么当前CPI似乎没有大的根本性缺陷，虽然CPI中具体消费类别和权重可能需要按照社会经济结构做相应调整。

参考文献：

Blinder, A. S.,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and the Measurement of Recent Infla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80(2).

Bryan, M.F.,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World Inflat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October 1997.

Emmons W. R., Excluding Housing Costs, U.S. Inflation is Well Below 2%,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2019.

Hall, T. B., Gold and the Currency: Specie Better than Small Bills, Boston: Evans and Plumber, 1855.

Koo, R., The World in Balance Sheet Recession, Ensayos Economicos, 2011(1).

Miller, H. E., Banking Theo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186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Milton Friedman, Inflati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sian Publishing House, 1963.

Shirakawa, M., Is Inflation (or Deflation) “Always and Everywhere” a Monetary Phenomenon? BIS paper No. 77, 2014.

OECD/FAO, OECD-FAO Agricultural Outlook 2019-2028, OECD Publishing, Paris/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Rome，2019.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Ageing 2019: Highlights (ST/ESA/SER.A/430)，2019.

周小川，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中国金融，20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