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发表在《清华金融评论》2019年9月刊。与韩和元合作。

一、贸易冲突的事实及根本原因

近年来，中美间贸易差额逐渐扩大。据美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2007年时，中美货物贸易额为3840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数额为3210亿美元，进口为630亿美元）。到2017年，中美两国双边贸易额增长到5780亿美元。其中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度增长到1170亿美元，但中国出口美国的贸易额增长到4610亿美元。中美之间贸易差额也由2007年的2580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3440亿美元。

从目前中美双方就贸易冲突的原因来看，美方认为中国存在出口倾销、不愿开放市场，导致贸易不平等，欧美企业受到巨大冲击。但具体到中美贸易差额的形成，我们认为中国并不是主要原因。事实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贸易就出现了赤字。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1959年就曾提到美国国际收支总额中已存在并仍在不断增长的赤字^[1]。也正是基于对这种现象的侦知，特里芬指出布雷顿森林协议体系会很快崩溃。的确，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虽然IMF理事会于1976年在牙买加通过国际货币制度改革协议，取消了会员国之间须用黄金清算债权债务的义务并形成了多元化灵活的国际货币储备制度，但美元的主导地位仍促使美国贸易逆差在扩大。故将当前美国贸易差额的主要责任简单地归因为中国并不正确。

美国贸易，特别是中美贸易逆差实际上与如下几个原因有关：一是在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中，各国为储备美元必然导致美国长期国际收支逆差。特里芬困境（Triffin Dilemma）尤其强调了美国长期国际收支逆差与美国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能力的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二是在全球化进程下，产业根据各国资源优势在国际进行分工，这也是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在实践中的体现。在美国低关税制度下，美国大部分第二产业，特别是中低端制造产业，逐步转移到了低人力成本国家进行生产、组装，而所形成的最终商品又通过贸易返回到美国，加剧了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程度。同时，仍然保留在美国的高端产业商品又面临自我设定的禁售规则而无法出口（如，到中国）以缓和国际收支逆差。

因为缺乏解决以上所有因素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因此，美国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难以改变。换一句话来说，当前国际贸易的争端出自于国际货币和贸易体系的本身机制。同时在另一方面，诚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提到“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以及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在历史上，它往往使各国人民更深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 [2]，当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政治不稳定被叠加时，贸易冲突得以产生，并随着均势不稳定性的变化而改变。中美当前贸易冲突就是一个案例。

二、如何应对当前面临的贸易冲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日益增强的出口能力。1977年，出口占我国GDP比重仅为4.3%；2000年，该比重首次超过20%；2006年达到顶点的36%。虽然在近3年该比重下降，但仍然维持在近20%的比例。面对不稳定的外部贸易环境，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一个必须的措施当然是扩大内需。实际上，“我国经济应由出口导向向内部消费转移”这一提法已由来已久。但是，在实施过程中，“长远的战略往往让位于临时的应急机制，基于保增长保就业的诉求，只顾眼前利益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不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这种政策事实上支撑了既有的产业和经济模式的延续。” [3] 由于这些短期做法的存在，一直困扰中国的东西部、城与乡、国企与民企的二元结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国家战略规划的实施被影响。随着国内土地成本的日益高涨，人口红利的消失，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已经不可避免的出现。亨廷顿所说的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不平衡在加剧。为此，全力修内政、加快改革是最佳也是必须应对项。为此，我们认为

a.   调整当前的以房地产业支柱化的现状。需要肯定的是房地产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居民财富增加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在国内缺乏可投资资产的环境下，吸纳了过量的发行货币，降低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对稳定金融环境有益。但随着20多年房产行业的快速发展，当前房价水平已经远远超过居民平均收入，这对居民，特别是年轻人的其他消费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更为重要的负面影响是高房价严重压抑了社会活力，扭曲了社会价值观，冲击了实体经济。发生在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对社会的冲击是一个令人警惕的案例。[4]

b.   采取措施减少贫富差距。近二十多年来，全球收入不平衡（图1）在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都发生了结构性改变。最富有的1%人口累计财富增长近70%，而美国中低阶层的财富累计增长处于最低水平。这从某种层面提供了为什么特朗普能够当选的背景。在二十年中，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各收入层都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硕果，但也要看到中国的收入不平衡（图2）恶化尤其严重。[5] 贫富差距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迫切需要采取措施予以缓和和减少。事实上，自2008年全球央行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提升经济以来，过量的货币发行已使得资产价格进一步提升。那些在2008年已经拥有大量资产的高净值人群，其资产总量进一步顺势增长。不论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占中、和近期的香港骚动都与其有着深层次联系。

图1.1988-2008全球实际收入增长对比

来源：世界银行

图2. 1988-2008中国实际收入增长对比

来源：世界银行

c.   稳定货币发行，防范通货膨胀。过量的货币发行在现代社会中是一切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根源。通货膨胀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在一个货币过量发行的社会里，新流入市场的货币会从一部分人的口袋，转移到下一部分人的口袋里，并逐渐推移到整个社会。最先获得新增货币的群体会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影响并可能抬高相应商品和服务的物价。而商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通过交易得到收入后又会增加对社会商品和服务的进一步需求，对相应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再次影响并可能提升。而那些在货币差序传导过程中处于最外围的群体将不得不花费更多的货币去购买商品和服务，然而他们的收入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加。正是这种差序传导流通使得那些处于传导序列中心的群体可以隐蔽而巧妙的从处于序列外围群体中掠夺更多的利润，社会财富因此被重新分配并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由此可见，当货币发行量超过经济发展速度时，不仅物价会被抬升，还会造成其他更严重的社会后果。显然，通货膨胀对扩大贫富差距产生助推作用。[6]

d.   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存在，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长期缓慢。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内需消费的增长。以此次贸易战为契机，启动户籍制度改革，维护城乡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平等，确定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使其能够像城市居民一样进行的房产交易，保证农民得到合理的财产性收益非常重要。而这方面，日本和台湾地区的上世纪经济腾飞都得益于对农民权益的保护。激发农村人口购买能力，将农村人口的流动型消费转化为定居型消费，不但可以持续增加住房消费，而且带动工业制成品消费和其他基础设施消费，扩大耐用品的购买占比将会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近年来，我国的城镇化进展迅速。按照中国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近60%，而1949年该比率仅为约11%。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社会经济产业结构必然会发生调整。因此，城镇化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但在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粗放的房地产化，城市服务能力不足。如何加强经济结构向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有效转换、跨越低水平数量扩张是城镇化成功的关键。根本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有助深化城镇化进程中服务业与工业的元素，提升城镇化的活力。

e.   打破行政壁垒，加强区域合作，降低交易费用。长期以来，国内商品物流系统建设滞后，同时各行政单位以区划为限，设置了重重的贸易壁垒，导致跨区域企业销售成本高昂。这也是为什么跨越区域的网购销售在我国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在另一方面，国内信用体系建设滞后，跨区域资金流动不畅，信用风险溢价严重。因此，打破行政壁垒对企业商品流动的阻碍，加强区域间合作，建立统一区域甚至全国市场，对于减少企业销售成本，降低商品价格，提升资金流动性，增强资金使用效率极为有益。同时也会增强收入效应，也即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扩大居民实际消费能力。

f.   坚持开放的政策。扩大开放力度既是海外国家对我们的期待，同时也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当前一带一路是我国重要发展战略，其实施恰恰源自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在英美日发展过程中都有同样的走出国门经历 - 当国内市场和主要出口国市场饱和时，必须发展新市场来安置过剩产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强调贸易不是要素差异的结果，而是扩大市场和获取规模经济的一种途径。显然，只有我们自身开放了，才能设立公平竞争平台，消除海外市场的不安，扩大对外贸易总量，同时在竞争环境中持续加强自身实力。因此，扩大开放力度符合中国的长远发展利益。反之，一个孤立存在、严密保护的市场促使了套利、寻租成为可能，最终导致的是失衡的生态，无益国民经济长期健康有序发展。虽然有一些国人担心开放对我国经济所带来的冲击，但是我们加入WTO的经验表明，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市场不但不会被跨国巨头所控制，结果可能相反。比如，家乐福最终将中国业务转手给腾讯，格力、美的统领国内家电市场，等。事实上，只要政府能够把握好反垄断政策，即可防范大型企业挟持行业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可能。

我们应当看到，在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当下，要保持我国经济总量的发展，开发国内消费市场是重要途径。否则的话，多余的产能将无法得到有效疏通。企业将不得不面临或关闭，或迁移海外的局面。不但如此，一旦这些产能外迁，将成为永久性的企业行为，难以逆转再返回。特别是，流失的产能有可能破坏我国产业链的完整性，对经济发展有长期负面效果。美国制造业当前面临的困境就是一个案例。因此，通过保持国家长期战略的定力，全力修内政、加快改革是应对中美贸易纷争的最佳应对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