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部分发表在《中国改革》2019年第三期，与韩和元会长合作]

长期以来我国政学商界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宽松的货币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创造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财富；而从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只会造成通货紧缩，带来经济萧条。在这种观点下，政府大力推动政府投资，货币供应增速惊人。数据显示，2017年M2为1990年的109.6倍。在观察到越来越严重的金融资产泡沫的忧患后，经济结构性转型、去杠杆的重要性被提到议事日程。

但在2018年贸易战以及经济疲软的压力下，对双扩政策的呼声又重回政策层。譬如， 在2019年1月的总理专家学者企业界座谈会上，多位与会嘉宾就提出“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中国一切问题都会恶化”。会议上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中国需要继续财政和货币的双扩张^[1]。换而言之，产业结构调整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成为留待日后考虑的问题，如何应对短期困难才是要紧之事。而这实际上也正是延续过去十多年来我国政学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观点。在本文中，我们试图通过历史事实的展示来证明上述观点值得商榷。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阶段性的从紧政策不仅不会造成经济的萧条，反倒常常孕育、促进着未来的大繁荣大创新。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应该是保持战略定力，打破体制内的二元结构，以保持良好环境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实现。

本文结构如下，在第一部分我们通过包括英美发展的历史回顾展示了从紧的货币政策与经济发展以及产业革命的关系，并分析了紧缩孕育经济长期发展乃至产业革命的原因；第二部分我们分析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需警惕的风险；第三部分我们提出了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对策，文章特别强调破局之路的关键在于破除体制内的二元结构（包括城乡、国企民企二元体制）；以及保持战略定力的重要性。

一、历史回顾：从紧的货币政策及历次产业革命及经济发展

（一）金本位与第一次产业革命

英国在历经九年战争（1688-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后面临高额债务，而政府所征税收几乎仅够支付这些债务的利息。[2]国王乔治一世在1717年的英国国会上指出，国家的公共信用状况堪忧，已经到了必须设法减债的地步。此后，执政的托利党[3]对协助政府融资的平台机构 - 南海公司实施了债转股计划：将国债转为平台公司的股票，这样政府的债权人就成为平台公司的股东，国债因此得以勾销。由于当时公司的总裁（governor）就是国王乔治一世，这一方案受到市场欢迎。但罗伯特·华尔波尔（Robert Walpoe。1721年成为英国第一任首相）却认为：“这将会是扼杀我国工商业天才的一次危险的股票投机行为。它会像危险的恶魔一样，使人们沉睡在财富从天而降的幻想之中，不再相信踏实的劳动，它会把人们引向歧途。这个计划的实质是无比邪恶的，它只会让大众陷入长时期的疯狂而不能自拔。”[4]随后的信用扩张导致了整个英国陷入一片癫狂[5]。但结果的确如华尔波尔所忧心的。在信用扩张乏力后，泡沫破灭。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布罗德里克（M.P. Broderick）在1720年9月写给大法官米德莱顿的一封信中指出“货币供应推到了极限，而背后却根本没有足够的贵金属储备来作为支撑”。^[6]之后他又写道：“全国只有1000万英镑的金属货币，是不可能支撑如今超过2亿英镑的纸币流通量。不论何种原因，人们的信心一旦动摇，整台货币机器就会马上失灵。[7]

南海事件对英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巨大。正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没有足够的贵金属储备支撑货币发行机制是导致南海泡沫的罪魁祸首，英国开始着手为货币发行寻找锚。牛顿1717年在一份货币报告中建议将黄金价格定为：每金衡盎司（纯度为0.9）为3英镑17先令10便士，为金本位制的形成 - 英镑和黄金之间建立一个比例关系 - 奠定了理论上的初步基础。联合王国自此走向了通往金本位制之路。^[8]

金本位的确立，在最初阶段确实起到了经济紧缩的效果。但从长期来看，却有效的规避了“没有足够的贵金属储备来作为支撑的货币发行机制”，并进而使得英国的货币和物价得到了稳定。1976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就曾提到，“19世纪英、美资本主义繁荣时期，并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事实上，英国1939年的物价水平基本上和1739年差不多。”^[9]正是这种由从紧缩到稳健的货币政策，为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基础。[10]

（二）紧缩法案与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1860年，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林肯当选总统。1861年至1865年间，美国爆发了历史上的唯一一次内战 - 南北战争。1862年美国联邦政府中止了金本位制度，并开始了急剧的货币供应。到1865年内战结束，黄金的美元价格高出官方定价的50%以上。

1866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紧缩法案》。财政部在随后两年间减少基础货币高达20%。但随后的事实是，美国经济保持在中快速增长，在1869年到1879年期间增速维持在平均每年4-5%。[11] 弗里德曼在对1865-1879的研究后写道[12] “在这将近15年的时间里，（由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物价水平下降了一半，但与此同时，经济继续高速增长。… 二者的同时出现使我们对通货紧缩和经济高速增长不能共存如今这一广为接受的观点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

（三）沃尔克的高利率与美国经济的活力

自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居于统治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在初期，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支出和扩张的货币政策下的确使衰退得到缓解，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但进入60年代末，这种好景便不复存在，美国因为越南战争和第36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伟大社会”计划[13]，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为对付生产停滞，尼克松于1971年1月4日通过电视演说向全国公开宣布要用更为激进的赤字财政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1971年和1972年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均高达230亿美元（相比之下，1970年财政赤字仅为28亿美元）。虽然其后，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下台，但他的宏观经济却得到了延续，无论是美国的赤字、国债，还是货币都处于不停的扩张。据1979《美国统计摘要》统计显示，1970年联邦财政支出为1966亿美元，财政赤字28亿，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29%；而到了1978年，联邦财政支出的额度为4508亿美元，赤字数目为488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1970年联邦国债为3826亿美元，到1979年该数值已经高达7804亿美元。由于国债越来越高，使其不可能完全由私人来承购，其中的相当大部分就要由政府机构和美联储来持有。实际结果是以增加货币发行量、以“创造”虚假存款来对政府进行货币放款。M1从1970到1978年增加了63.4%，年均增长率为6.3%；M2方面则增长了106%，年均增长率为9.4%。[14]

　　遗憾的是，虽然货币与财政政策处于双扩张状态，但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因此而改观，反倒是随着货币数量的增长，经济恶化的趋势愈发严重。据美国《基本经济统计手册》提供的数据显示，1970-1979年，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90.2%。尤其是1979年，该年通胀的增长率高达13.3%。而同期的实际国民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只有2.8%，工业生产指数年均为3.8%。且受石油危机影响，1976年第四季度到1979年第四季度，美国的生产率更是从原来的3.1%下降为2.1%，失业率却长期保持在6%-8%之间。[15]

1979年8月，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就任美联储主席。当时商业银行的利率高达15.25%，同时通胀也进一步上行。沃尔克认为美国经济的问题根源在于货币超发，因此，必须要一改先前凯恩斯所倡导的通货膨胀主义路线。随后，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到1980年5月，货币供应量下降使得经济增长也随之下行。当时所处的政治氛围让正面临连任的吉米·卡特总统难以接受。视美联储独立性于不顾，卡特总统直接对货币政策进行了干预，包括放松信贷控制。联邦基金利率的确迅速发生好转，3个月里从之前的20%下降到8%。然而最终结果却让卡特大跌眼镜：他的宽松政策不仅没有令美国经济持续好转，反而是更糟。卡特总统以经济政策的失败告终。汲取前任的教训，里根总统选择了用多样化的经济调控政策，其中就采用了沃尔克的货币政策建议，同时辅以减税、削弱政府开支。里根经济学取得了巨大成功。[16]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里根经济复兴计划在短期内确实代价不菲：1982年美国500强公司利润下降了27.1%；失业率从1981年的7.5%上升到1982年的9.6%。当时美国的报刊普遍认为：美国已经陷入战后最严重的危机，出现了50年来最高企业破产率，40年来最高失业率。[17]商业界尤其是中小企业主，批评言词更是异常尖刻。面对强大的压力，里根总统也开始动摇了，但沃尔克据理力争，他告诉里根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美国经济的长远利益。的确是如此，正是得益于沃尔克的信心和行动，美国被通胀吞噬的命运不仅最终被扭转，而且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为美国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的发展，以及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应用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此，他的继任者格林斯潘也认为沃尔克是“美国经济活力之父”。

（四）为何紧缩会孕育经济长期发展乃至产业革命？

正如在沃尔克紧缩期所表现的那样，经济会在紧缩初期下行，乃至“衰退”。但这种所谓的“衰退”，正是创造性毁灭机制被激活启动，是经济对在繁荣时期的浪费和错误作出的一种相应调整，并重新确立起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有效服务体系。这种调整还包括清算那些错误而浪费的投资，出清“僵尸企业”，从而使得大量滞留在僵尸企业那里的有限资源，得以重新优化配置。

应该意识到，“衰退”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它是由经济体中高效率的元素所发动的一场恢复性的运动，它所终结的只是由虚假繁荣而带来的扭曲。“衰退”是一个经济周期步入良性运行前的“恢复”过程，如同瑞雪终结了害虫，可以带来丰年一样。当“衰退”一旦结束，发展也将更为健康。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创造性毁灭机制的启动，这种“衰退”固然对旧方法、旧产能造成了毁灭，但同时却也迎来了对新方法和新产品的创造。创新和新的产业革命就此而出现。也正是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企业和社会经济才在这样的创造性毁灭中更加健康地发展起来。

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需警惕的风险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赫伯·斯坦因（Herb Stein）所说，如果一件事无法持续下去，它最终将会停下。基于历史的回顾，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的双扩无以为继，最需警惕的风险恰恰是双扩张将会固化既有产业结构，而令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计划被短期的困难所搁浅。

近十几年的经济表现已经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国内土地成本的日益高涨，人口红利的消失，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已经不可避免的出现。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种趋势，只是一味地重复过去的双扩政策来保增长、顾眼前利益，而不是破釜沉舟、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那么中国经济长期的战略目标就无法达到。

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指出“信用扩张确实能导致一时的繁荣，但这种繁荣迟早会归于破灭，导致新一轮的萧条。货币把戏只能收到表面的一时之效。从长远看它肯定会让国家陷入更深重的灾难。”[18]而弗里德曼也于1990年代指出，货币刺激的初始效应是正面的，只有到了后期，刺激的负面效应才显露出来。无可否认，在短期内双扩张政策无疑是积极的、正面的。2009年的四万亿计划的确在段期间稳定了经济、促进了就业。但这种短期有效却是建立在有损于一国长期竞争力的基础之上，[19]因为这种政策使得创造性毁灭机制丧失，大量的资源滞留于浪费和错误的投资，使得资源无法得到有效的优化配置。一旦这种局面出现，在当前的国际产业形势下，中国很可能无法享受到像越南、印度这样的新兴工业国大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相反，由于新兴工业国加入战团，而使得国内产业更加疲敝。也就是说，由于产业结构不能实现转型，在未来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在低端产品上，我们无法与越南印度等国展开竞争。而在高端产品方面，我们又无法与欧美国家展开有效的竞争。

三、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对策

 既然持续的货币[20]和财政双扩张之路无益于中国经济长期的战略发展需要，那么对策应该如何？

首先需认识到是，除货币财政双扩张之外，可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还有很多。正如经典经济增长理论所表明的，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资本积累、产业升级、制度完善与创新等因素，而其中稳定和良好的制度结构则是经济增长的基础。[21] 由此可见，进一步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以此来提升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大有空间；此外，降低逆经济周期的双扩张政策[22]的频次，通过顺周期的“衰退”来激活创造性毁灭机制，实现大创新，并以此来提升技术进步也如前面所述有很多先例。

第二要认定战略目标，在戒断症状出现时保持定力。弗里德曼曾说过：通货膨胀（信用扩张）和酗酒类似，二者都是好的效果在前，坏的效果在后。因此，存在强大的诱惑来超越界限。在治愈过程中，顺序则相反。这就是为什么治愈疗程难以坚持。放慢货币增长率，在开始的时候会带来痛苦的副作用：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暂时偏高，通货膨胀率暂时并不降低多少。好处要在一两年后才出现：经济比较健康，有了非通货膨胀性迅速增长的潜势。^[23]弗里德曼认为在1957年之后的20年间，美国曾经4次试图紧缩战术，但都没有能够保持定力，结果只是承受了治愈疗程的坏的效果却没有能够坚持下去享受到好的疗效。而所有坚持紧缩政策的国家都在消除通货膨胀的同时也使得后续经济健康发展。两相对照，我们就不难发现，里根总统之所以解决了美国经济的滞涨问题，而之前的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和卡特总统却不曾解决的根源不在于解决方案的本质差异。事实上尼克松等总统们也都曾采取过类似里根经济学的策略。^[24]问题的关键在于，里根以其战略定力坚持住了戒断期的痛楚，而其他总统们在关键时候却没能把持住。

    在具体操作中，我们认为有所作为的策略包括

（一）破局之路关键在于破除体制内的二元结构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与历史遗留的体制问题，我国在实践中采用了二元结构，即在体制上同时允许某种制度的两种形态同时并存。

1、破除城乡二元体制

迄今为止，农村改革仍在进行，涉及农民权益的一些重大改革并未完全到位，城乡居民权益不平等依然存在。其中不少是制度性的规定，比如，土地产权、户籍，而由此带来了一系列教育、医疗、卫生、社保、文化等城乡二元化。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在比较了中国和欧洲的经济走势后发现：在18世纪后，中国经济仍维持在1300年时的水平，但此时的欧洲人均GDP则发生显著提高。[25] 欧洲在经济表现上逆转中国跟其赋权农民联系紧密。以普鲁士迅速崛起为例，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曾解释道“19世纪初普鲁士彻底的政治社会改革 - 农民解放，土地对农民束缚的取消，迁徙自由的产生，强迫服劳役、交纳贡赋和强制性仆役服务义务的消除，赋予了农民自由的财产。这一改革既完全改变了普鲁士地主们的、也完全改变了普鲁士农民们的日常经济生活。[26]”欧肯所指的这场彻底的政治社会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施泰因-哈登堡改革（Stein-Hardenberg Reforms）。正是得益于这些改革措施，普鲁士社会的性质、国家实力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改革政策利好的逐步释放，普鲁士由原来的封建制农业国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国，并崛起，为其后统一德国奠定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制度、军事基础，进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日本亦是如此。与当前的中国非常相似，当年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化而来的是日本农村的巨大变化，一方面表现在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迁徙，另一方面表现为工业发展占用了大量的农业用地。就这方面而言，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对于征用地，他们大多采取高价赎买的政策。也正是得益于此，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日本并未形成像中国这样发生的“失地农民”这一群体。相反，出售土地后的农民成为市民有了第一桶金，依靠售地所得的原始资金，或投资于城市房地产，或经营中小企业，这对日本经济的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也成为了日本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历史发展，可以看出通过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城乡平权，才能藉由他们的能力，使国民经济增长重新获得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推动力。当前，扩大内需被提到重要议程，但赋权农业人口所带来的巨大红利还没有被充分认识。[27]

2、破除国企民企二元体制。

适当、适时地允许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充分的行业领域退出，取消垄断，鼓励民营企业的进入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举措。[28]

自上世纪初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以1970年工业生产指数为准，到1985年时该指数仅为105.1。这个曾一度傲视全球的帝国，截止上世纪70年代末，却一再地被美、日、德、法，甚至意大利所赶超。当时的情形正如英国学者萨姆·艾伦诺维奇（Sam Aaronovitch）所说的：“英国发展不快，生产率低，增长速度慢，实际收入增加不多，支配世界已不可能”[29]。戴维·科茨和约翰·希拉德也认为：“自19世纪末以来，所谓‘英国病’，已经广泛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每一个领域”。[30]当时的英国到底害了什么病？撒切尔夫人当时给它做的诊断是“我们允许工人和厂商组成各种同业联盟，使竞争力受限，生产率减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扩张后，已显得庞大笨重的英国政府很快地插手每件事。提高工作所得、营业、消费和财产转移的税金，计划性地发展每个阶层：包括都市、乡村、工业和科学；总体经济方面采取凯恩斯财政扩张的政策，个体经济方面则让地区和工业依各种标准取得政府的补助；并借直接取得所有权，或间接利用法令约束私人企业依照政府指定的方向前进而使企业国有化。[31]”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撒切尔夫人从就任开始就宣称：“英国经济最大的两个问题是垄断的国有化企业和垄断的工会。”为此，科尔奈指出“国有企业和国家投资来发展经济是一种低效且失之偏颇的解决方法。”[32]

因此，让国企和民企平权而公开竞争，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搞活国有企业，同时进一步放开准入门槛，允许私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所经营的行业，打破垄断，再以竞争促进繁荣的实现极为关键。[33]

3、全面减少企业税负成本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强调了减轻税收负担是增长经济的最好办法。他认为将收入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是妨碍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而最主要的非生产性消费就是赋税和地租。因此，要增加国民财富，扩大资本积累就必须有效的降低赋税和地租。^[34]

在本文前面，我们提及了促成英国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爆发的原因。除《泡沫法案》的颁行和金本位的确立之外，减税就是其中之一的因素。相似的历史实践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1909年美国启用联邦累进税制，当时的最高边际税率仅为7%。而到了1918年，这一税率竟上升到了77%。从1920年开始至1921年底，美国陷入了经济衰退。在该时期里，工业生产下降了25%，机器制造、煤炭、钢铁等都一度下降70%左右；农业生产总指数下降11.4%，其中主要农产品价格最大下降70%；失业率超过23%。^[35]作为应对，时任总统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减税措施。哈定总统的继任者约翰·柯立芝（John Coolidge，Jr.）在接任总统后更是将税率直接降到25%。[36]数据显示减税措施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较之于减税前，产出几乎增加了一倍，失业率亦从减税前的6.5%下降到减税后的3.1%。减税前实际联邦收入增速为-9.2%，减税后为+0.1%。[37]美国也由此步入20年代的“工业繁荣”期。

除此之外，另一个经典案例来自里根时期。1981年8月，里根总统签署了《经济复苏税收法》（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ERTA），即肯普-罗司减税法（Kemp–Roth Tax Cut）。根据该法案，政府将在3年内全面下调劳动所得的边际税率，下调幅度高达25%。非劳动收入的最高边际税率也从70%下调至50%。此次全面的边际税率的下调，使得工作、生产和投资的激励提高。数据显示，在减税前政府的实际税收所得为-2.8%，减税后为+2.7%； 1978-1982年间，美国的实际经济增速为0.9%，1983-1986年间增速为4.8%；而失业率也由1982年的9.7%下降至里根离任时的5.3%。

正是基于此，为了促进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政府应从降低税负、用地成本、社保成本、用电成本、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入手，全方位降低企业成本，从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四、总结

面对内外经济压力，对财政和货币的双扩政策的呼吁又重回政策层。通过历史回顾，我们展示了阶段性的从紧政策不仅不会造成经济的萧条，反倒是对在繁荣时期的浪费和错误作出的一种相应调整。它重新优化了有限资源的配置，对未来大繁荣大创新具有促进作用。重回双扩老路显然无助于解决经济体内部结构性矛盾，也无法有效抵御外部的持续性冲突。在当前，我们面临人口老龄化、经济、城市、产业分化需求加大的局面，当务之急应该是保持战略定力，打破体制内的二元结构，坚定实施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的活力以保持良好环境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实现。